山西专利申请、高新认定服务企业--科汇 山西科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专利申请联系方式
当前位置:首页 > - 内容中心 > - 典型案例
著作权法经典案例分析
发布时间:2016-02-23 09:14:29   来源:山西科汇    浏览次数:1637

著作权法经典案例分析
实施已失效的外观设计专利不构成著作权侵权
 
 
  ——评谢新林诉叶根木、海宁市明扬食品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号:(2013)嘉海知初字第10号
   (2013)浙嘉知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
  涉及产品包装图案的外观设计,其包含的图案同时也属于著作权的被保护范围。但一旦该外观设计失效,对于实施该外观设计的行为,不宜再以保护图案作品为由认定构成著作权侵权。
  【案情介绍】
  2001年9月12日,案外人谢瑞林将食品包装袋(老谢榨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并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2006年2月15日,该外观设计专利因未缴年费而终止。同年8月30日,谢瑞林与谢新林所经营的某酱制品厂(个体经营户)签订了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将上述外观设计专利中的图案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无偿转让给该厂。2012年12月12日,谢新林向叶根木经营的临安某批发部购买到一箱标有“海宁市明扬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榨菜,认为该榨菜的包装上使用的图案与其享有著作权的上述外观设计中的图案相似,且未经其许可,因此构成著作权侵权。谢新林作为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二被告叶根木、海宁市明扬食品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复制、发行涉案图案作品的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含维权费用)共15万元。
  被告海宁市明扬食品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图案作品依附于原先的外观设计,该外观设计已失效,进入公知领域,原告不应再对该图案享有著作权,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叶根木辩称,其只是销售商,本案争议商品系从海宁市明扬食品有限公司合法取得,故不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请所依据的图案作品,已在先被授予了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是与其附着的产品紧密相连的,只局限于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相同或相近类别的产品上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图案。同时,在该保护范围以外,涉案图案作品仍然可以依据著作权受到保护,两者并不冲突,且正是由于其保护范围的不同而同时存在。而本案专利已经失效,已失去了垄断性,即涉案图案在食品包装袋上的使用已进入了公共领域,在该外观设计并未仍然受其他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海宁市明扬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榨菜包装袋使用了涉案图案,符合对失效外观设计专利实施的要件,并未落入该图案作品的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评析】
  本案审理中,双方争议的问题集中在,对于已经失效外观设计专利,其包含的设计图案是否仍然可以依据著作权得到保护。
  一、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本身存在着权利的交叉和重叠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且专利法要求外观设计必须以图片或者照片形式固定表示,而图片或照片只要是独立创作完成,便自动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因此二者客观上存在着权利保护范围的重叠。但二者仍然存在以下明显区别:1.产生权利的基础不同。著作权要求具有独创性;外观设计要求具有新颖性,具有一定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2.权利取得的方式不同。著作权属自动取得,无需登记授权;外观设计则必须向专利行政部门申请,并获得授权。3.保护期限不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一般为作者终生及死后50年;而外观设计的保护期只有10年。
  二、外观设计专利权终止后,其包含的设计图案作为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仍可存续
  知识产权领域,在一种客体上同时存在两种或以上的权利,并不违反法律对智力成果的保护精神。因此,如果外观设计专利中的设计图案满足独创性的条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创作高度的话,该设计图案同样可以依据著作权获得保护。当外观设计和著作权同时存在于该设计图案上时,权利人可以选择其一进行维权。本案中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和著作权虽然在保护范围上存在交叉重叠,但两种权利之间并不互相依附,而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因此,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消灭并不必然导致设计图案的著作权的消灭。本案中的榨菜包装图案虽然在外观设计保护领域失去了法律效力,但其在著作权保护范围内仍然有效,图案的作者仍然可以依据著作权请求合理的保护。
  三、失效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设计图案在请求著作权保护时受到保护范围的限制
  从上述第二点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外观设计专利权虽然消灭,但设计图案的著作权仍然存续,但此时的著作权是否可以视为与未授予过外观设计专利权时的设计图案的著作权完全等同呢?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著作权是一种对世权,但是任何权利的行使并不是无限扩张的。就本案中的设计图案的著作权,正是基于先前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使得外观设计专利权消灭后,继续存在的著作权自动产生了限制,即设计图案的著作权人在行使对该图案的著作权时,应当容忍善意的社会公众对已失效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实施。也就是说,本案中的原告作为受让了设计图案的著作财产权人,依法可以对侵害该设计图案著作权的侵权人主张权利,但惟独对于被告方的行为,即将该设计图案用于榨菜食品包装袋上的行为,不宜以侵害著作权为由主张权利,因为被告方的该行为恰恰就是符合了实施终止后的外观设计专利。实施已经失去法律保护效力从而进入公有领域的专利权,正是体现了社会公众对专利权的社会公示效力的信赖。如果此时仍然允许以享有外观设计专利中的设计图案的著作权为由阻碍公众实施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专利,显然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专利公示效力的信赖利益。因为著作权没有统一的登记公示制度,而专利权却相反,有严格的登记公示制度,而公众无法在实施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专利的时候,知晓是否仍然侵害了专利权中的设计图案的著作权。因此,本案被告方对涉案的设计图案的使用从专利权制度看,具有合法的正当性基础。对于本案所争议的设计图案,从时间线性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下图作概括:
  当设计图案的作者完成了图案作品的创作,该设计图案就获得了著作权,如图一所示,其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不受限制。当作者就该设计图案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并获得授权后,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同时并存于该图案上,如图二所示,外观设计专利权同时也是具有公示效力的,社会公众依据专利授予登记可以获知该图案在某类产品上的使用已被专利权人垄断,未经许可,不得实施。但当外观设计专利失效后,该范围内的专利权即进入社会公有领域,公众基于登记信赖,可以自由实施该专利,虽然权利界限仍然包含在大范围的著作权内,但实施失效专利具有正当性,并不构成对该图案的著作权侵害。(范云程 作者单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辑:秦韵 实习编辑:曹晨)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著作权登记证书》并非作品享有著作权的法定依据
 
 
 
 
  —评平平食品公司诉商评委、第三人黄进忠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案号:(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2386号
 
  (2013)高行终字第546号
 
  【裁判要旨】
 
  在先著作权属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的在先权利。《著作权登记证书》只能是“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并非法定依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仍应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认定。
 
  【案情介绍】
 
  第3864004号“卫龙Weilong”商标(下称争议商标)于2003年12月29日被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5年11月21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30类玉米花等商品上。经核准转让后的权利人为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平食品公司)。
 
  2008年5月27日,平平食品公司就“卫龙”美术作品在河南省版权局作了作品登记,登记号为“豫作登字:16-01-08-F-8123”,作者和著作权人为平平食品公司,作品完成日期为2003年11月18日。2009年8月20日,黄进忠就“卫龙”美术作品在国家版权局作了作品登记,登记号为“2009-F-018263”,作者和著作权人为黄进忠,作品完成日期为2002年3月11日,首次发表日为2002年3月16日。
 
  2010年12月7日,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潮中法民三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下称第10号判决),查明黄进忠于2002年3月11日向温州市苍南县卫生局提交了《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并附有包装袋设计图纸,使用了美术作品“卫龙Weilong”作为其商标。结合上述卫生许可证和登记号为2009-F-018263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第10号判决认定黄进忠于2002年3月11日创作了美术作品“卫龙Weilong”,并于2002年3月16日在浙江首次发表。第10号判决于2010年12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11月18日,黄进忠以争议商标侵犯其享有的“卫龙Weilong”作品著作权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提出撤销注册申请。商评委认为,对于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予直接认定,遂裁定对争议商标予以撤销。
 
  平平食品公司不服商评委裁定,诉至法院,称涉案《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不应予以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卫龙Weilong”标志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据此,判决撤销商评委裁定,并判令其重新作出裁定。平平食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评析】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在先著作权属于该条款所称的在先权利,但是否构成作品、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应当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认定。
 
  一、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
 
  根据2009-F-018263号《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记载,与2003年12月29日提出注册申请的争议商标相比,“卫龙”美术作品确实享有在先的著作权。但是,问题在于,《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具体包括作品属性和权属证明。就本案来讲,2009-F-018263号《著作权登记证书》中记载的“卫龙”美术作品是否当然能满足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定义。
 
  有观点认为,按照国家版权局发布的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作品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基于尊重版权主管机关在作品判定上的权威性,对于获得了著作权登记的图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认可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不宜再作出相反判定。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制定目的在于“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并坚持“自愿登记”原则;另一方面,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中“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并非指申请登记的“作品”未能满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作品的定义,而是类似于2001年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也就是说,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规定,作品登记机关在进行作品登记时,其并未做实质审查,对于作品属性、创作时间等事项,均系“自愿登记”。因此,《著作权登记证书》只能是相关“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并非法定依据。
 
  具体到本案,黄进忠虽然取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2009-F-018263号《著作权登记证书》,但对于其上记载的“卫龙”“美术作品”是否系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仍需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就作品、美术作品的定义作出判断。
 
  二、涉案标识是否构成美术作品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所谓独创性,系指该智力成果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且具备基本的智力创作高度。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需要注意的是,在商标注册程序中适用在先著作权保护,意味着禁止与该作品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标志在所有商品类别上的注册和使用,且获得这种保护无需考虑作品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知名度,这种保护力度远远超过对在先普通商标的保护,甚至超过对在先驰名商标的保护。因此,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理应把握适当的独创性标准,特别是当作品仅以商标标识的形式存在时。
 
  具体到本案,黄进忠主张享有在先著作权的“卫龙Weilong”标识由汉字“卫龙”和拼音“Weilong”经简单排列组合而成,其中汉字“卫龙”和拼音中的“eilong”均为常见字体,汉字和拼音的排列组合方式亦为常见的上下排列,拼音中的首字母“W”虽然作了一定的图案化处理,但此种程度的处理尚无法使整个商标标识达到美术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如对其给予作品保护,将可能导致公共资源被不合理占有的后果。因此,“卫龙Weilong”标识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三、第10号判决的法律约束作用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商评委裁定撤销争议商标的事实依据为第10号判决中的相关认定,即“黄进忠于2002年3月11日创作了美术作品‘卫龙Weilong’,并于2002年3月16日在浙江首次发表”。为此,该如何认定第10号判决在本案中的法律效力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的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且,即使在有反证可对在先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也只能由法定的程序处理。
 
  对此,笔者认为,在先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是否对在后案件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仍应结合具体的案情作出分析。一方面,第10号判决认定黄进忠对“卫龙Weilong”标识享有著作权的事实,主要是出于在案被告对黄进忠提交的包括苍南县卫生局档案材料复印件在内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特定性。另一方面,在平平食品公司对上述认定事实所依据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无充分证据证明该证据真实有效的情况下,上述认定事实对平平食品公司并不必然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在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主张在先著作权时,作品的判定规则,尤其是《著作权登记证书》、在先生效判决在作品认定过程中的法律效力。(陈志兴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辑:秦韵 实习编辑:曹晨)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一女二嫁情形下出版者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
 
 
 
 
  案号:(2011)一中民初字第15389号 (2013)高民终字第3133号
 
  【裁判要旨】
 
  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等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
 
  【案情介绍】
 
  2003年6月,韩兆琦(甲方)与三民书局(乙方)签订《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双方约定让与著作《新译史记一—八》,即:甲方同意让与本著作之全部著作权财产权于乙方。
 
  2009年11月,韩兆琦(甲方)与中华书局(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双方约定出版作品《史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署名为韩兆琦注译。2010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史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即《史记》(全9册)。
 
  原告三民书局诉称:《史记》(全九册)与《新译史记一—八》作品内容一致,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被告韩兆琦辩称:《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的真实意思是将《新译史记一—八》在台湾地区的专有出版权许可给原告,而非将其著作权转让给原告。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八》与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全9册)在原文校勘、注释、翻译等整理工作和体例选择、编排上有重大不同,是两部不同的作品。被告中华书局辩称:中华书局在出版《史记》(全9册)的过程中,对韩兆琦的著作权人主体资质、稿件来源和署名方式、出版物的内容等均尽到了出版者的合理审查义务,主观上无过错。《新译史记一—八》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在大陆未曾发表过,不能推定中华书局主观上有过错。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等系列证据,能够证明三民书局合法继受取得了《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财产权。通过比对,《史记》(全9册)与《新译史记一—八》构成实质性相似的作品。韩兆琦在明知《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财产权由三民书局享有的情况下,未经许可,完成与《新译史记一—八》实质性近似的《史记》(全9册),其行为已构成对三民书局著作财产权的侵害。中华书局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史记》(全9册)的行为,亦侵犯了三民书局合法享有的著作财产权。考虑到《新译史记一—八》未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韩兆琦确系史记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独立创作《史记》(全9册)的能力,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理应认定中华书局在取得韩兆琦授权的情况下出版《史记》(全9册)的行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各被告停止侵权,韩兆琦赔偿三民书局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12万元,中华书局向三民书局返还因侵权行为所得利润50.4万元。
 
  韩兆琦、中华书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二者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评析】
 
  本案中,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韩兆琦通过《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将《新译史记一—八》的全部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三民书局,三民书局向韩兆琦支付了一定报酬。通过《著作财产权让与证明书》、稿费收据、稿费代扣税凭单、《著作权登记证书》等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三民书局合法继受取得了《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财产权。
 
  对于《新译史记一—八》和《史记》(全9册)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问题,考虑到比对工作量较大,各方当事人同意:在两部作品《本纪》中《秦始皇本纪第六》实质性相似的基础上,《本纪》其他部分也构成实质性相似;两部作品中《本纪》的比对意见可以类推至《表》《书》和《列传》。此外,被告认为,与《新译史记一—八》相比,《史记》(全9册)中的《世家》在“注释”和“译文”部分的变动要多一些。就两部作品《本纪》部分的《秦始皇本纪第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问题,原、被告方均认可二者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在内容上,二者使用的“《史记》原文”部分也基本一致。对于二者内容的其他部分,法院经比对认为,《史记》(全9册)中《秦始皇本纪第六》“注释”部分使用了《新译史记一—八》中相应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其新增的内容多数系其他史学家观点的记载,新增内容中属韩兆琦本人的独创性表达的仅占很小比例,故二者“注释”部分已构成实质性相似;二者“译文”部分的“不同”之处都是表达上的细微差别,不影响二者“译文”部分已构成实质性相似。因此,法院认为,《新译史记一—八》和《史记》(全9册)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已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实质性相似。在此基础上,《新译史记一—八》和《史记》(全9册)两部作品中的 《本纪》《表》《书》和《列传》构成实质性相似。此外,与《新译史记一—八》相比,《史记》(全9册)中《世家》在“注释”和“译文”部分的变动并未超出《秦始皇本纪第六》部分的几种情形,据此,法院认定《史记》(全9册)和《新译史记一—八》中的《世家》也构成实质性相似。综合上述比对的观点,法院认为,《史记》(全9册)与《新译史记一—八》构成实质性相似的作品。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华书局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史记》(全9册)的行为侵犯了三民书局的著作财产权。然而,对于作为出版者的三民书局来讲,其承担的民事责任和普通侵权主体并不一样。这也是本案的难点之一。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社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中确定中华书局承担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对其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判断出版者合理注意义务最基础的是其出版行为是否有形式上合法、完整的授权。《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出版行为的授权来自著作权人或其他对作品拥有合法权利人的授权,与签订其他合同一样,出版者应当对合同另一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即合同的另一方是否为著作权人或其他对作品拥有合法权利的人。审查表明对方当事人是拟出版作品的权利人,就出版行为的授权方面,出版者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的特殊情形在于,一方面,《新译史记一—八》从未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而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不仅相隔甚远,体制上也存在不小差异;另一方面,韩兆琦确系史记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独立创作《史记》(全9册)的能力,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中华书局在取得韩兆琦授权的情况下出版《史记》(全9册)的行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另外,本案中,中华书局主张其在收到三民书局的《律师函》之前,《史记》(全9册)的印刷和出货行为均已完成,在案并无证据表明中华书局的复制、发行行为在接到上述律师函后仍在持续。
 
  因此,本案中,根据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书局应承担返还利润的民事责任。至于返还利润的具体数额,考虑到书籍的出版营销与出版者的资信、作品的类型和质量、作者的知名度等多种因素相关,且《史记》(全9册)与《新译史记一—八》并非完全相同的作品,法院据此酌定为50.4万元。(陈志兴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辑:秦韵 实习编辑:曹晨)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不应延伸至互联网领域
 
 
  ——评嘉兴华数电视通信有限公司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侵犯广播组织权纠纷案
 
  案号:(2011)嘉南知初字第24号
 
  (2012)浙嘉终字第7号
 
  【裁判要旨】
 
  并非只有广播组织才能取得广播组织权,经许可取得广播组织权的被许可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尚不能将通过互联网转播广播组织广播节目的行为视为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转播”行为。
 
  【案情介绍】
 
  原告:嘉兴华数电视通信有限公司(下称嘉兴华数公司),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下称嘉兴电信公司)。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日,黑龙江电视台授权东银公司代表其就黑龙江卫视频道开展全国县级单位的覆盖工作,授权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后东银公司与浙江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签订频道合作合同,约定东银公司授权浙江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代理的嘉兴华数公司在其营运的区域内传输其频道信号的权利是专有性的,授权期限为2010年7月20日至2011年7月19日。嘉兴华数公司有权对第三方非法传播黑龙江卫视节目信号的行为以嘉兴华数公司的名义采取诉讼等法律行动。
 
  2011年3月23日,嘉兴市天誉公证处工作人员随同原告委托代理人前往位于嘉兴市放鹤洲花园17幢102室盛陵的家中,对其收看的电视节目的内容及过程进行证据保全,并出具了两份公证书。公证书记载:电视屏幕上出现中国电信的画面,屏幕左上角显示“中国电信”,右上角显示“BSTV百视通”,画面中间显示“电信宽带十周年,千万用户大提速,速到当地电信营业厅,劲享更多惊喜实惠”。在公证书所附照片均显示在分类频道上黑龙江卫视编号为032。
 
  嘉兴华数公司认为,嘉兴电信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嘉兴华数公司的广播组织权,故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及合理费用1.7万元。嘉兴电信公司辩称,嘉兴华数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基于授权书没有取得广播组织权的诉讼权利;嘉兴电信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请求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互联网领域没有依据。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利用IP网络把来源于黑龙江电视台的广播节目通过IPTV宽带业务应用平台传送到用户机顶盒和电视机的终端,是否侵犯原告自黑龙江电视台授权而来的转播权。原告根据黑龙江电视台的授权可以自己的名义就广播组织权受侵害提起诉讼,被告通过互联网转播了黑龙江电视台的广播节目,但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尚不能将被告通过网络转播黑龙江电视台节目信号的行为视为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转播”行为,据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嘉兴华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广播组织不能控制互联网领域的广播电视作品的传播。虽然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人不能对“转播”予以控制,但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的被许可人、录音录像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被许可人,仍可以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侵害为由获得司法救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评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为:是否只有广播组织才能享有广播组织权;广播组织权的转播权保护范围能否延伸至网络领域。
 
  一、原告是否能行使广播组织权
 
  首先,广播组织者享有转播权、录制权、复制权三项权利,其作为邻接权人也当然有权许可他人对自己播放的广播、电视进行转播、录制和复制。根据原告提供的授权书可知黑龙江电视台已明确将其在嘉兴市南湖区、秀洲区的转播权授权原告行使,原告获得黑龙江卫视广播节目转播权有合同依据。
 
  其次,原告虽不是广播电视台,其经营范围也未包括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但著作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限制广播组织只能将广播组织权许可给具备广播组织条件的单位,也未明确规定只有具备广播组织条件的主体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讼权利。经许可取得广播组织权的被许可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害人停止侵权行为及赔偿损失。
 
  再次,广播组织权系广播组织者享有的经济权利,不涉及人身权利。广播组织在制作和播放广播节目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其劳动和投资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对其授权给其他主体行使转播权以获取经济利益,法律也不应禁止。
 
  二、被告是否非法传输涉案节目
 
  本案中嘉兴市区的用户只要开通电信的宽带业务,再安装机顶盒就可以开通IPTV业务。被告每月向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以获取经济收益。虽然公证书上并未显示嘉兴电信公司的名称,但公证保全地为嘉兴市区,根据电信经营的地域性,可以认定公证保全书上记载的转播黑龙江卫视电视节目的为被告嘉兴电信公司。被告通过网络实施了转播黑龙江电视台的广播节目的行为。
 
  三、转播权是否可以扩展至网络
 
  首先,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广播组织者享有转播权、录制权、复制权。但是该法并未对“转播”的含义进行界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及有关著作权法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予以阐释。关于广播及转播的含义,《罗马公约》第三条第六、七款将其解释为: “广播”是指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无线电传播;“转播”是指一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被另一个广播组织同时广播。这些解释后来被《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十四条第三款所采纳。因此上述国际公约未将网络转播行为视为“转播”。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所能控制的“转播”可以认为包含无线方式和有线方式,但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项规定,作者对有线方式传播作品享有的广播权限于“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广播组织的播放权是受制于著作权人的权利的,因此广播组织对有线转播的禁止权应限定于著作权人对有线广播享有的权利,而不应延伸至著作权人对网络传播享有的权利。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虽在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在信息网络环境下通过无线或者有线的方式向公众转播其广播电视节目,但是在2012年7月公布的修改草案第二稿中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由禁止权改为专有权的同时删除了原草案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其次,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播放权的主体包括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组织者并不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广播组织不能控制互联网领域的传播。广播组织不享有对网络传播的控制权不是立法的缺陷而是利益平衡的考量。广播组织权既关系广播组织在节目制作中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投资的回报,也关系到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权和信息获取权。在立法未将该权利扩充适用于互联网领域之前,不宜通过解释将转播权延伸至网络领域。虽有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保护自身文化产业的需要并未将转播权延伸至互联网领域。当然,广播组织虽然不能以广播组织权为依据禁止他人的网络转播行为,但仍有可能作为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人的被许可人、录音录像制作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被许可人,以信息网络传播受侵害为由获得司法救济。(作者:许福忠 单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辑:朱杉杉)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著作权登记证书》并非作品享有著作权的法定依据
 
 
 
 
  —评平平食品公司诉商评委、第三人黄进忠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案号:(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2386号
 
  (2013)高行终字第546号
 
  【裁判要旨】
 
  在先著作权属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的在先权利。《著作权登记证书》只能是“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并非法定依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仍应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认定。
 
  【案情介绍】
 
  第3864004号“卫龙Weilong”商标(下称争议商标)于2003年12月29日被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5年11月21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30类玉米花等商品上。经核准转让后的权利人为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平食品公司)。
 
  2008年5月27日,平平食品公司就“卫龙”美术作品在河南省版权局作了作品登记,登记号为“豫作登字:16-01-08-F-8123”,作者和著作权人为平平食品公司,作品完成日期为2003年11月18日。2009年8月20日,黄进忠就“卫龙”美术作品在国家版权局作了作品登记,登记号为“2009-F-018263”,作者和著作权人为黄进忠,作品完成日期为2002年3月11日,首次发表日为2002年3月16日。
 
  2010年12月7日,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潮中法民三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下称第10号判决),查明黄进忠于2002年3月11日向温州市苍南县卫生局提交了《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并附有包装袋设计图纸,使用了美术作品“卫龙Weilong”作为其商标。结合上述卫生许可证和登记号为2009-F-018263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第10号判决认定黄进忠于2002年3月11日创作了美术作品“卫龙Weilong”,并于2002年3月16日在浙江首次发表。第10号判决于2010年12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11月18日,黄进忠以争议商标侵犯其享有的“卫龙Weilong”作品著作权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提出撤销注册申请。商评委认为,对于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予直接认定,遂裁定对争议商标予以撤销。
 
  平平食品公司不服商评委裁定,诉至法院,称涉案《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不应予以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卫龙Weilong”标志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据此,判决撤销商评委裁定,并判令其重新作出裁定。平平食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评析】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在先著作权属于该条款所称的在先权利,但是否构成作品、是否享有在先著作权,应当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认定。
 
  一、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
 
  根据2009-F-018263号《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记载,与2003年12月29日提出注册申请的争议商标相比,“卫龙”美术作品确实享有在先的著作权。但是,问题在于,《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具体包括作品属性和权属证明。就本案来讲,2009-F-018263号《著作权登记证书》中记载的“卫龙”美术作品是否当然能满足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定义。
 
  有观点认为,按照国家版权局发布的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作品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基于尊重版权主管机关在作品判定上的权威性,对于获得了著作权登记的图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认可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不宜再作出相反判定。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制定目的在于“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并坚持“自愿登记”原则;另一方面,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中“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并非指申请登记的“作品”未能满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作品的定义,而是类似于2001年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也就是说,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规定,作品登记机关在进行作品登记时,其并未做实质审查,对于作品属性、创作时间等事项,均系“自愿登记”。因此,《著作权登记证书》只能是相关“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并非法定依据。
 
  具体到本案,黄进忠虽然取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2009-F-018263号《著作权登记证书》,但对于其上记载的“卫龙”“美术作品”是否系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仍需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就作品、美术作品的定义作出判断。
 
  二、涉案标识是否构成美术作品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所谓独创性,系指该智力成果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且具备基本的智力创作高度。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需要注意的是,在商标注册程序中适用在先著作权保护,意味着禁止与该作品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标志在所有商品类别上的注册和使用,且获得这种保护无需考虑作品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知名度,这种保护力度远远超过对在先普通商标的保护,甚至超过对在先驰名商标的保护。因此,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理应把握适当的独创性标准,特别是当作品仅以商标标识的形式存在时。
 
  具体到本案,黄进忠主张享有在先著作权的“卫龙Weilong”标识由汉字“卫龙”和拼音“Weilong”经简单排列组合而成,其中汉字“卫龙”和拼音中的“eilong”均为常见字体,汉字和拼音的排列组合方式亦为常见的上下排列,拼音中的首字母“W”虽然作了一定的图案化处理,但此种程度的处理尚无法使整个商标标识达到美术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如对其给予作品保护,将可能导致公共资源被不合理占有的后果。因此,“卫龙Weilong”标识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三、第10号判决的法律约束作用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商评委裁定撤销争议商标的事实依据为第10号判决中的相关认定,即“黄进忠于2002年3月11日创作了美术作品‘卫龙Weilong’,并于2002年3月16日在浙江首次发表”。为此,该如何认定第10号判决在本案中的法律效力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的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且,即使在有反证可对在先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也只能由法定的程序处理。
 
  对此,笔者认为,在先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是否对在后案件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仍应结合具体的案情作出分析。一方面,第10号判决认定黄进忠对“卫龙Weilong”标识享有著作权的事实,主要是出于在案被告对黄进忠提交的包括苍南县卫生局档案材料复印件在内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特定性。另一方面,在平平食品公司对上述认定事实所依据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无充分证据证明该证据真实有效的情况下,上述认定事实对平平食品公司并不必然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在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主张在先著作权时,作品的判定规则,尤其是《著作权登记证书》、在先生效判决在作品认定过程中的法律效力。(陈志兴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典型案例最近更新
· 专利复审案例集 · 代表性商标案例纵览
· 典型专利审判案例荟萃 · 韩国“暖炕”申遗引热议 专家称不存在抢报
· 月饼盒上用图案著作权人可不干维权 · 专利,不能只专不利
· 高通向惠普收购2400件专利 · 佳士凯1000万元起拍茶叶类茅台商标
· LG或推出智能眼镜产品 已经申请商标 · “怕上火喝王老吉”广告语不正当竞争之诉一审败诉

山西专利申请机构


版权所有:山西科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和高新认定服务机构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平阳路亲贤街口飞云国际大厦12层1219号  手机:15935101148  QQ:2238745453
晋ICP备13006586号     网站支持:飞扬动力
分享到: